《左传》与《周易》（二十六）

第六章:解说《左传》记载春秋时期史巫用“春秋《周易》文本”以外的卦书，如《连山》或《归藏》算卦的两卦例

前面已讲述过由这两卦例格式而证明出原创《周易》文本格式，也讲述过这两卦例无论《连山》或《归藏》都是原创《周易》一书之后产生的，因所用的六十四卦名称是用于《周易》六十四文章名称。

我们看这种卦书与春秋《周易》文本内容格式的不同之处，以及卜筮方法。

《左传》中的十三个筮例，有两例的称法，则是“其卦遇《蛊》曰”和“其卦遇《复》曰”。而且这两例所引用的繇辞也不是出于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句子。这两例是出自《僖公十五年》与《成公十六年》里记载的卦例，这两卦例是不同与《周易》的以外卦书。这种异于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卦书，并与考古上发现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上的卦书相同。王家台秦简上的卦书，被学界认为是《归藏》，其卦画符号及卦名称与今本《周易》相同，但结构形式及内容与今本《周易》完全不同。这说明《左传》一书里记载的筮例，反映的筮书，仅仅是与《周易》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相同，而内容不相同的筮书，至少有两种以上，这符合《周礼》中所云的“三易之法”。

我们从《左传》里看到春秋时期史巫用《周易》筮之，在出现的筮例中，已把《周易》里的文辞分割改称“繇辞”，史巫已把《周易》变成卜筮的工具了。如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“初，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，遇《归妹》之《睽》。史苏占之曰：不吉。其繇曰：‘士刲羊，亦无亡也。女承筐，亦无贶也’。西邻责言，不可偿也。《归妹》之《睽》，犹无相也。”

这是把《周易》里的文辞如同甲骨占卜的那种“繇辞”看待和称谓了。而《左传》里的占卜例子，正是称“繇辞”。如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：“初，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，卜之，不吉；筮之，吉。公曰：从筮。卜人曰：筮短龟长，不如从长。且其繇曰：‘专之渝，攘公之羭。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。’必不可。”

这里的“其繇曰：‘专之渝，攘公之羭。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。’”就是龟占繇辞，是用乌龟的甲壳占卜,即通过灼烧龟甲，令其出现裂纹（所谓的“兆象”），而卜问吉凶祸福。占卜的过程是：命龟（述命），灼钻，观兆判断吉凶，事后验证，刻辞记录后，也要看汇集成册的繇辞来断所占卜事项的吉凶。随着“六十四画符号”逐步演变成神秘符号及“八卦”卜筮工具符号后，史巫见到《周易》一书里有“六十四画符号”，而无视《周易》一书的哲学思想，却把《周易》每篇里的文章句子分割成“繇辞”，而改造成像甲骨占卜的那种繇辞看待与卜筮运用。再如《左传·哀公十七年》：卫侯贞卜，其繇曰：‘如鱼竀尾，衡流而方羊。裔焉大国，灭之将亡，阖门塞窦，乃自后逾。”这里记载的也是卜，“其繇曰”，是用龟甲占卜来看“繇辞”。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里记，如何灼龟观兆的方法。龟占有龟占辞，如《左传》里的占卜例子里说的“繇辞”，就是龟占辞。正因“繇辞”是甲骨卜上的 称法，只因甲骨卜产生的很早，而卜筮产生的较晚，《周易》一书出现后史巫模仿占卜所称的“繇辞”，改造《周易》文辞为“繇辞”是受到占卜的影响与启发，筮与卜是有“血缘”的。在《左传》保留的筮例中，已把《周易》称“卦”了，即把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称卦书。但《左传》里记载“卦”说也是有渊源的。在《左传》里的十三个筮例中直接称卦书的，是针对《周易》之外的“卦书”而称之。《左传》里出现的十三个筮例中有两筮例是《周易》以外的“卦书”筮之的筮例。

现抄录如下：

1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：（前645年）“秦伯伐晋，卜徒父筮之，吉。‘涉河，侯车败’。诘之，对曰：‘乃大吉也，三败必获晋君。其卦遇《蛊》，曰：‘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’夫狐蛊，必其君也。《蛊》之贞，风也；其悔，山也。岁云秋矣，我落其实而取其材，所以克也。实落材亡，不败何待？”

2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：（前575年）“晋楚遇于鄢陵......公筮之，史曰：吉。其卦遇《复》，曰：‘南国戚，射其元王中厥目。’国戚王伤，不败何待？公从之。”

从《左传》里的这两则筮例中看到，其称法都是“其卦曰”，并且只卜筮出一卦名称及卦辞，并没有繇辞内容。这是与《左传》里所记以《周易》筮之时的说法不同和卜筮出繇辞内容不同。即以《周易》筮之时说“遇某之某曰”，或其繇曰，也从无出现“其卦曰”的这种说法。显然，说明了《周易》一书之外，同时还存在着一种称“卦书”东西，也在用其进行卜筮。

从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与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这两则筮例来看，是以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之外的“卦书”卜筮的筮例。 那么，春秋时期还流行着一种称“卦”的卜筮之书，而这种“卦书”的内容，只有“六十四画符号”及“六十四名称”与《周易》里的符号和名称完全相同，其文辞内容（即“繇辞”）则完全不同。正如晋时发现的汲冢竹书《周易》，《晋书》里记：“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略同，繇辞则异。”从“易繇阴阳卦”可推测，这是与《周易》不同的卜筮之书。晋代王隐（约317年前后在世）所撰《束晳传》说，汲冢书中“有《易卦》，似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”，这是指《易繇阴阳卦》似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。这说法正确，所谓“与《周易》略同”，是指六十四卦画符号及名称与《周易》同；所谓“繇辞则异”则是指卜辞内容与《周易》不同。这正是吻合《周礼·春官》曰：“太卜掌三易之法，一曰连山，二曰归藏，三曰周易，其经卦皆八，别皆六十有四”的说法。而今考古上发现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，也正是与《周易》里的符号、名称则同，而文辞则异。由此证实在春秋时期，确实还存在着相同于春秋《周易》文本里的符号和名称，而不同于繇辞的卦书流行着。这种卦书是借着相同《周易》里的符号，而编进去了一套卦辞。这种卦书内容，是只有“卦辞”，而无“繇辞”。这种“卦书”，其结构形式与春秋《周易》文本也不相同。

由此可知，史巫把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称卦，是通过有其卦书，而引述过来的称法。也由此而知，将《周易》变成卦学是逐步演变的过程，后来把《周易》称卦，是受《周易》以外的卦书影响而致。

由《左传》里的筮例已知，春秋时期还流行着不同于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“卦书”。那么，这种“卦书”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与内容呢？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？

从《左传》一书及出土资料考证，在春秋时期还同《周易》里的六十四名称及符号相同，而编撰成八卦占筮的卦书。

《左传》记载的这两则卦例，其称法与《左传》里记载的以《周易》筮之的筮例称法不同。以《周易》筮之的称法是“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某之某曰”，或“筮之，遇某之某曰”，唯这两卦例出现的称法是“其卦遇某曰”。而从这两卦例所出现的内容看，是只有“卦名”与“卦辞”，却没有“繇辞”的卦书。

从《周礼》所记的“三易之法”，可知，无论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或是《周易》，它们的相同之处都是“其经卦皆八，别皆六十有四”。就是说这三部所谓的“易”里，都是有“八经卦”组合成“六十四卦”的卦名称。也就是说这“三易”里都有六十四卦名称和八卦取象。如《左传》里记载不是以《周易》筮之的这两卦例中出现的《蛊》与《复》卦名称，而在《周易》一书里同样有。并且这两卦例中算卦法一样运用了八种物象（即后来给命名的“八卦取象”）。

如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里的卦例中出现的“《蛊》之贞，风也；其悔，山也”。就是通过《蛊》卦符号的内外卦的“八卦”取象得来的说法。

史巫把《周易》改造成“繇式”结构用于卜筮，无疑是受其另外的“卦书”影响所致。史巫见《周易》里有“六十四画符号”，就将《周易》原初文章分割成“繇辞”用来卜筮，殊不知“六十四画符号”早在甲骨文字时代已经运用了，“六十四画符号”并不是《周易》里的原创，“六十四画符号”演变成“八卦”筮术上的一套符号工具，应是《周易》一书产生以后的产物。因为“六十四画符号”并不是《周易》一书作者的发明创造，而且这些“画符号”原初并没有名称。而恰恰《周易》里的六十四名称，即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蒙》、《讼》等，则与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虽那些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里与《周易》有相同的名称和符号，只能是《周易》一书产生之后，从《周易》一书里借过去而在其符号名称后编排进去“卦辞”的卦书，因为那些卦书里的“卦辞”与“卦名称”之间，完全没有内容上的关联性。并且那些用于卜筮人事的吉凶的“卦辞”，在史巫眼里编撰的并非理想。尔后，史巫觉得那些卦书里的卦辞并没有《周易》里的文辞更有哲理，以此更能比类联想祷祝求问人事上的吉凶，史巫受其那些卦书的影响，反过来又把《周易》改造成“繇”式的卜筮形式用于卜筮。

《周易》一书早在春秋之前就已产生，而在春秋时期史巫使用春秋《周易》文本进行卜筮，同时还流行着不同于春秋《周易》文本内容的“八卦筮书”用于卜筮。这种卦书，只有六十四卦画符号和卦名称及卦辞，而没有“繇辞”。《左传》里记载的两卦例，即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与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里的两则卦例，应是属“三易之法”中说的《归藏》或《连山》卦书进行卜筮的卦例。《左传》里记载的两筮例所反映的卦书，是只有卦画、卦名与卦辞，是与后人记述的《归藏》、《连山》卦书体例结构相同。这种卦书的结构形式是：

卦画符号＋卦名称＋卦辞

《左传》里的两卦例，无论是以《归藏》，还是以《连山》的这种卦书筮之的卦例，但无疑说明了《归藏》与《连山》这些卦书，都是从原创《周易》里借用过来的六十四画符号和名称，变成八卦筮术上的揲蓍成卦的一套工具。“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”有《周易》到八卦卦书里的使用，完全变了性。“八卦”筮术就是通过“六十四画符号”演变成“六十四卦画符号”，本来是一套简单的符号记序工具，而演变成一套神秘的卜筮工具。由此所有卦书，也就离不开那套“八卦”符号系统。虽《周易》里有“六十四画符号”，但无“八卦”一说。再说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内容与篇名是不可分割，《周易》每篇内容都是围绕着名称展开的政治论述。而无论是《连山》，或《归藏》里的内容（即“卦辞”），与卦名既没有意义上关联，也读不出哲学思想来。而这种卦书，并且在考古上已发现其文本。

1993年，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 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，这批竹简里被研究者认为有《归藏》的东西。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秦墓。从已公布的材料和有关研究成果来看，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编号者164支，未编号的残简230支，共计394支，总字数约4千余字。在这批竹简中，共有70组卦画，其中16组相同。除去相同数，不同的卦画有54种。卦画皆以“—”与“∧”组成的六联体。卦名有76个，其中重复者23个，实际卦名53个，此外，卦辞也有一部分重复。秦简《归藏》的卦画皆可与今本《周易》对应起来，卦名也与传本《归藏》、帛书《周易》及今本《周易》大部分相同。

现将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里的一些释文抄录如下：

“《右》 曰：昔者平公卜亓邦尚毋有咎而攴占神老，神老占曰：吉。有子亓□间□四旁敬□风雷不\/（302）

《鼒》 曰：昔者宋君卜封□而攴占巫苍，巫苍占之曰：吉。鼒之它它，鼒之碎碎。初有吝，后果述。（214）

《师》 曰：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攴占□□□\/(439)\/龙降于天而□\/\/远飞而中天苍\/

《比》 曰：比之木木，比之苍苍。生子二人，或司阴司阳。不□姓□\/（216）

《履》 曰：昔者羿射陼比庄石上，羿果射之，曰履□□（461）

《同人》曰：昔者黄啻与炎啻战\/（182）\/巫咸，巫咸占之曰：果哉而有吝。□\/（189）

《囷》 曰：昔者夏后启卜亓邦尚毋有吝而攴占\/（208）

《井》 曰：昔者夏后启贞卜\/（319）

《丰》 曰：昔者上帝卜处□□而攴占大明，大明占之曰：不吉。□臣体体，牝□雉雉，\/（304）

……”

（说明：“\/”表示竹简残断，“□”表示字迹模糊、无法辨认。卦符号无法打出故略去）

由以上所举例的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每卦内容体例格式来看，与《左传》里的两则卦例体例格式完全相同。如《左传》里的两则卦例的内容与体例：

1“《蛊》曰：‘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’”（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）

2“《复》曰：‘南国戚，射其元王中厥目。’”（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）

这种内容与体例是“卦符号＋卦名＋曰＋卦辞”，这与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里的每卦体例结构完全一样。从对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内容举例来看，也正是“卦符号＋卦名＋曰＋卦辞”的这种结构形式。

由秦简《归藏》的卦符号来看，与《周易》所用的“六十四画符号”是一样的。当然秦简《归藏》里的卦符号是源于《周易》里所用的“画符号”。因为原初“六十四画符号”是以“十”与“∧”两个基础符号组合的，是以这两个基础符号交替以“六联体”组合成的“画符号”。并以这两个基础符号为“六联体”组合，可交替出现“六十四”个不相同的“画符号”来。而这“六十四画符号”又并非是《周易》里始创。这就关系到《归藏》与《周易》谁先谁后的问题。当然是《周易》在前，《归藏》在后。无《周易》就无《周礼》里所言的“三易”里的《连山》与《归藏》。因为《周礼》里所言“三易”都是“其经卦皆八，别皆六十有四”，说明《连山》与《归藏》里都用有六十四卦画符号及六十四卦名称。这已被秦简《归藏》所证实。而恰恰《周易》里的六十四篇文章里的六十四篇名称，是《周易》一书的始创。因为《周易》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与《周易》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。凡其它有六十四画符号带名称，而挂（卦）上去卜筮之辞的，都是《周易》一书产生后的派生或衍生出的东西。正如《连山》与《归藏》都是由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衍生出的卦书。自然无论《连山》与《归藏》都晚于《周易》一书了。并且从秦简《归藏》内容来看，所涉及的神话人物及历史人物来看，其产生的时间与《周易》一书相比就晚的多了。

王家台秦简《归藏》文本产生于何时？笔者基本认同李学勤的说法。

“简本《归藏》有700多片，多有卦画、卦名、爻辞、卜例、故事。通过其中的卜例可以研究《归藏》的时代。这些卜例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。有的是神话传说，有的是历史人物。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，简本和辑本的《归藏》涉及的人物有女娲、黄帝、蚩尤、丰隆、舜、鲧、夏后启、羿、嫦娥、河伯、桀、殷王、伊小臣、周武王、穆天子、赤乌（见于《穆天子传》）、宋君、平公等。这里面的人都是有名气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其中涉及到了宋君和平公。历史上有名的平公有两个，一个是宋平公（前575—前532）、一个是晋平公（前557—前532）。不管是谁，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也就是春秋晚期的人物，可见这种《归藏》是不会早的。有人认为是商朝的《归藏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从它和易学有关来看，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比较晚的作品，不可能太早。”（《周易二十讲》廖明春选编 华夏出版社 2008年版）

首先，对李学勤先生在这段话里说《归藏》“多有卦画、卦名、爻辞、卜例、故事”，其中的“爻辞”说法应属表述不当。我们前面对秦简《归藏》的卦辞举例所看到的体例是：“卦符号＋卦名＋曰＋卦辞”。所谓“爻辞”，是《周易》一书被改造成“九·六”爻题后，每卦里有六爻，也就有了六个爻辞的称法。而秦简《归藏》里既没有爻题，也没有爻辞。只有卦画名称之后跟着出现一句或一段类似“卜筮之辞”（其中多是以昔者某某卜例故事），用此种卦书来卜筮，这种卦书里的语句只能称之为“卦辞”。因秦简《归藏》每卦没有分爻，故不能说简本《归藏》里有爻辞，会使人误认为《归藏》与今本《周易》的卦爻结构形式相同。

其次，笔者基本认同李学勤先生对《归藏》产生时间较晚的说法。但李学勤先生对《归藏》认为是战国比较晚才产生出的说法，笔者就不能认同了。既然认为秦墓竹简上的卦书是《归藏》，那么，《归藏》就不会是战国比较晚才产生的。即使《归藏》卦辞里出现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较晚（春秋后期），而一部卦书在流传过程中，经过不断增添、修改是可能的。像《系辞》不是 帛书里还没有定型，与传世的《系辞》内容不同，这就说明了这一问题。

《归藏》确实产生的不会太早，既不会早于《周易》一书，但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。如说《归藏》产生于战国晚期，那么，《左传》里记载的完全类同于《归藏》卦书体例的两卦例，又如何解释呢？《左传》里记载的两卦例的体例结构与《归藏》的体例结构完全相同。《左传》里记载的两卦例不是以《归藏》筮之，就是以《连山》筮之的卦例。故无论《连山》与《归藏》都应是东周时期（春秋前期这段时间）仿《周易》原创文本，而编撰出的卦书。既借用《周易》里的符号和名称，又仿《周易》原初的文体格式，编撰出的一种用于卜筮的“卦”书。这应是卜筮筮术初始的情况，把“六十四画符号”演变成筮术上的工具，编撰进去卜筮之辞，目的是用于占断人事吉凶。无论《连山》或《归藏》筮书，都应是由《周易》原创文本模仿出的卜筮之书。尔后，才有《周易》被改造成“繇式”的过程，再后来又在“繇题”（即春秋《周易》文本）《周易》文本的基础上改造成“九·六”爻题的结构形式。即今本《周易》的定型与传承。即使今本《周易》定型后，卜筮者还是感觉不能适应卜筮人事吉凶的需要，又在今本《周易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，在今本《周易》的卦爻辞后面有增添进去了“卜事之辞”。这应是西汉之前卜筮之书产生，演变的史实。我们今天所传承下来的《周易》文本，是史巫阉割后的《周易》，而不是原创的《周易》。

我们再回顾一下《左传》里的两卦例的体例形式：是“卦符号＋卦名＋曰＋卦辞”

我们再回顾一下秦简《归藏》里的每卦的体例形式：是“卦符号＋卦名＋曰＋卦辞”

无论是《左传》两卦例所反映的卦书体例形式，还是《归藏》的体例形式，均是一样的。即在一个画符号和名称后“挂”上一句“卜筮之辞”，而演变成了筮术上的“卦画符号”与“卦名称”。这种“卦书”里的画符号与名称，无疑是取自于《周易》一书里的画符号与名称。而《周易》原初文本里的符号与名称本不是筮术上的意义与名称。

那么，《左传》记载的两卦例又是如何起卦与算卦的呢？

这种卦书（《连山》与《归藏》）的起卦与算卦方法与前面讲的史巫“以《周易》筮之”的起卦算卦方法其本是一样的。只是在用蓍草起卦时通过十八变得出一卦不去规定“老少数”变繇方法，直接由揲蓍出六个数（单双数）变成卦符号就可了，既得出六十四卦里某一卦，也就得出这一卦的卦辞。算卦时可从这一卦名称的里八卦取象去穿凿附会人事吉凶，或单从这一卦辞内容去穿凿附会人事吉凶，或是用这一卦象及卦辞内容去穿凿附会卜筮所问的人事吉凶。如《左传》记的不是用《连山》就是《归藏》的两卦例，其算卦法，既有结合卦象和卦辞去联想、比类、附会所问之事的吉凶，也单以卦辞内容去比附、穿凿所问之事的吉凶。